《对父辈的告慰》

  亲爱的战友，我替你们看到了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一些老人被授予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他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抗战亲历者，是烽火岁月的见证者，更是无数牺牲战友的“眼睛”——他们带着战友的遗愿，亲眼见证了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他们也深知，自己胸前的纪念章，不仅承载着个人的荣光，更凝结着那些永远留在战场上的年轻生命的期盼。

 

  “打了八年仗还能活下来，我是幸运儿啊！”

 

 

  在96岁的杜兴良老人家中，珍藏着一张摄于1968年的黑白照。那一年，他因为在部队工作表现突出而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出生于1929年的他，15岁时参加八路军，1977年于部队卫生处退休。他回顾自己这一生时说：“我这辈子除了当兵，没干过任何别的事情。如果再来一遍，我还是会去当兵，过惯了这样的生活了。”

  杜兴良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胶高战斗、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这些载入史册的重要战役的战场上，都留下过作为卫生兵的他英勇救治伤员的身影。

  然而他从来不曾以英雄自居，他只以“幸运”两个字来总结自己的戎马生涯。他说：“我整整打了八年仗，其中抗日战争打了两年。像我这样打了八年仗还能活下来的，真的少之又少。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从10年前起，杜兴良的身体每况愈下。而他当年的战友，如今在世的也只剩下一个了。他说，自己每天都会想起曾经一同浴血奋战的战友们，其中多数人早已牺牲在战场上。提起牺牲的战友，老人的眼眶濡湿了。“我想他们，想得不得了。”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连他们的那一份日子一起活了。

  “现在的生活再幸福不过了，我是幸运儿啊！他们早就没啦，没过上后来的好日子。我可以这样讲：我打了不少的仗，那些年基本没住过房子。现在真是比那时候不知好多少倍啊。党和国家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从上海市委市政府，到区里面，再到居委会，他们对我们这些老兵确实非常关心，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杜兴良希望，有一天即使所有的老兵都已离去，年轻的一代也能记住那段岁月。“我希望他们能够不忘历史，想想战争年代，想想我们国家被人家欺负的年代。经过几代人不懈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今天。他们如果能够记住这些事情，就一定能非常奋勇地投入到现在党和国家的建设当中去。”

 

  “80年了，党和国家没有忘记老兵！”

 

 

  在杨浦区中心医院的病房里，樊平躺在病床上。老人今年96岁了，前阵子因为摔跤住了院。这个下午，她被颁发抗日战争胜利80年的纪念章。病床边，儿子大声对她说：“80年了，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你们老兵！”

  1941年，樊平跟着舅舅参加了八路军。她先是在宣传队工作，接受文化补习后一直从事卫生工作。在战争年代里，她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上积极救助伤员。而因为战地医疗条件匮乏极缺血包，她经常主动为战友献血。

  樊平儿子告诉我们，母亲是1946年加入共产党的，至今已经79年了。“她一生对党忠诚，热爱祖国，她的人生经历既平凡也不平凡。她后来经历过很多次国家体制的变化，从我们的角度来理解，她是作出了牺牲的，但是她心很平。”

  樊平经常这样告诉自己的孩子们：“比比和我同期参加革命的那些人，有很多都早早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而牺牲，我还能很幸运地活着，已经很知足了。”

  退休以后，逢年过节居委会给她送来慰问金，她都会主动把这些钱又捐出去，有时候是作为党费，有时候则是为了扶贫帮困。

  受到父母影响（注：父亲也是军人），家中弟兄四人都先后当兵。“父母的行动激励我们从小立志要报效祖国，在后来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也继承了他们的优良品质。踏踏实实地工作，认真负责地做人，没有辜负老一辈对我们的期望。”樊平儿子说。

 

  从乡村少年磨砺成抗日先锋

 

 

  少年时代的王俊章亲历日军铁蹄下的家国苦难，早早立下保家卫国的壮志。1942年，日军扫荡肆虐致校舍停办，目睹八路军痛击日寇的英雄壮举后，他毅然加入本村先锋抗日队，以稚嫩之躯投身抗日洪流。1943年，他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会，勇斗恶霸地主捍卫群众利益，全力帮扶抗战家属发展生产，用实干担当支援抗战前线。他从乡村少年磨砺成抗日先锋，以青春热血铸就革命信仰，之后初心不改，用毕生实践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那些牺牲的战友太可惜了……”

 

 

  “80周年了，您为我们党和国家以及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代表杨浦区送您一枚勋章。”老人坐在轮椅里，双耳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听力，但是此刻他却静静地听着。

  10年前，李万春曾经荣获过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10年后，80周年的纪念章也挂在了他的脖子上。但是对这名老兵来说，荣誉从来不是自己炫耀的资本。他的女儿告诉我们，从自己有记忆起，父亲几乎从未和家人提及与战争有关的点滴，也不说自己在战场上做过些什么。“他生活里一直不太响的，唯一和我们常常念叨的就是那些牺牲的战友太可惜了，没能过上今天的美好生活。”

 

  “他们永远留在那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

 

 

  在徐汇区裕德路的家里见到95岁的刘鸿鸣时，他精神很好。回忆起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卫生员多次参加战斗的日子，他很感慨。当年跟随部队四处奔波，有伤员了，就靠像他这样的卫生员就地包扎、治疗。严重的伤员只能暂时安置在老乡家里养病，然后大部队继续出发。战时不比如今，生活条件很艰苦。刘鸿鸣回忆，有时候白天行军打仗太累，晚上住的地方没有床铺，就直接把门卸下来当床板来睡觉。当年在部队里，他也有相处得不错的战友，很多都因为伤病或是战事而被迫走散了，有一些甚至永远留在了那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现在生活好了，不像过去三天两头打仗了。”刘鸿鸣很感恩如今平淡的生活，也算是替那些战友看到了当年他们共同盼望的和平生活。

 

  “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比刘鸿鸣大三岁的张健寿今年3月刚刚离世，他投身抗战要早一些——1940年加入新四军，整个抗战时期，一直在华东第十一野战医院工作，是开刀的一把好手，负责收容和医治前线下来的伤病员。张健寿的女儿告诉记者，从小听父亲讲过不少当年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过的一次经历：当时日本人派特务搜寻我们的野战医院，医院外面都被包围了，情况特别危急，差一点就被敌人炸了。但即便这样，同志们也没有放弃，而是拼尽全力保护伤病员、坚持救治工作。”

  在女儿眼中，父亲性格温和，思想进步、为人正派。可能是做了一辈子军人和医生的缘故，即便生命最后的时光在医院和病榻上度过，张健寿依然非常坚强，积极配合治疗。女儿还展示了父亲留下的奖章和照片等珍贵物品，她说，每次看到这些就会想起父亲生前的谆谆教诲。“他总跟我说，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一定要懂得珍惜。还反复叮嘱我，要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不管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多为社会作贡献。”

 

  “现在我们是很强大的”

 

 

  黄元水一生经历过多次战役，历任看护员、飞行员、中队长、副大队长、副参谋长、副站长等职，曾在华东一纵队、空军第六师、海航十八团、海航大场场站等单位任职。

  妻子金云娣记得：“他那时跟我讲过行军的时候，他是通讯员，人家休息了，他还要到各部队去送信，日日夜夜几乎没有睡觉。”

  在儿子黄健文心中，父亲黄元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待人诚恳和气。小时候在表格里填写“父亲是军人”的时候，“很光荣的，同学们也很也都羡慕，因为老爸是解放军”。

  母子俩都期盼着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阅兵。“可以看到那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我们军人的精神。”

  金云娣出生于1941年，她还记得遇到日本兵的往事。

  “日本鬼子，到处横行霸道。那时候我大概（虚岁）5岁，日本人到处砍。那时候我们家里在做小买卖，他们拿刺刀把一瓶高粱酒一劈二，（酒就）洒得一塌糊涂。我爸爸喉咙（距离）那个刺刀，就相差一寸远。（那时候）我小了，我印象里我在厨房里面躲着。”

  往事历历在目，但“现在我们是很强大的”，金云娣说。

  “不管80周年、90周年、还是100周年，先烈那种抛头颅、撒热血，把生命都献出的精神，也要传承下去。”黄健文说道。

 

  “几死没有死，但很多战友都牺牲了”

 

 

  94岁的王建文获得过数枚勋章，摆满一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为国家、为人民做的事。”

  他嘴里循环说着解放上海前夕的故事。他和战友们曾泅渡肇嘉浜，彼时的肇嘉浜是上海著名的龙须沟，流泻着污黑的废水，散发恶臭。“等到天亮的时候，发现身上都是粪便和烂泥。”战士们在深达胸部的臭水中前进，晚上就穿湿漉漉的衣服睡在马路上。

  在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王建文任电话员，保障战地通讯。在战友的掩护下，他背着电话线，跑在最前面。女儿王力说：“就是背着电话线，一路放、放、放，有时候线断了，要赶快把线接起来。”

  王建文说：“那时候，牺牲的人多。我活到现在，怎么说呢，（属于）100个人中的1个。”他经常怀念老战友，时常把这些经历说给后辈听。

  “我们家第三代来，他就要讲这些故事给他们听。他最常讲的话是：小的时候家里穷，没有饿死；打仗没有打死；后来当飞行员，没有摔死。几死没有死，但他的战友很多牺牲了。”女儿王力说。

 

  “一起扛过枪的，比亲兄弟还亲！”

 

 

  当被问及是否还记得当年的战友，孙振发长叹了一口气，许是想到已经牺牲、没来得及看到今天强大中国的战友。

  虽然年事已高，他依然清楚记得战友们的名字，是谁带自己参的军，又是谁在战场上像亲兄弟一样把自己护在身后。

  孙振发出生于1931年3月，于1945年入伍，在江苏射阳独立团团部通讯班任通讯员。他的家中有一件军装，挂满勋章，但他没把自己当做英雄，说自己在抗战时还只是个“小鬼头”。“日本人8月投降，我是2月参的军，属于抗战末期了。我那时候只有14岁，没有什么参军的意识，只知道要跟着部队去打日本鬼子。”

  前几年在广州，孙振发还遇到过老战友，时隔几十年，两个耄耋老人相遇，孙振发仍然记得老战友是山西洪洞县人。

  几十年间祖国旧貌换新颜，从浴火岁月到和平年代，几十年的记忆飞驰而过，再次看到老战友，孙振发百感交集，“那真是比亲人还亲，他在战场上会把我往后拉，自己迎着炮火上前去。”孙振发说话很慢，仿佛每个字都带着战场的硝烟。

  在孙振发的家中，床榻前的电视机上，常年播放着电视台新闻，而另一个房间里，一台老式笨重的笔记本电脑，则是孙振发在行动不便的晚年，与世界保持链接的窗口。

  “每天都要看新闻，我要把电视机让给他的，还要上2小时的网，也是在看国际新闻。”老伴儿说道。

  这是一个抗战老兵在晚年对祖国最深切的挂念。人生进入晚年，交谈都已经变得困难，孙振发依然心怀天下，关注国内外新闻，腿脚不便难以外出后，还学会了用电脑上网，时刻关注这个他曾经为之浴血奋战的祖国。

  这种眺望化作无尽的感慨。“没想到祖国现在这么强大，”老人眼中泛着光，“我小时候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现在不一样，中国人讲话，外国人要竖起耳朵听！我们有实力、有科技，别人现在还敢欺负我们吗？现在中国人讲话有分量，做中国人骄傲，腰杆子挺直了！”

 

  “我们是革命家庭”

 

 

  张克琪1930年出生，9岁起就在山东军分区司令部电台当勤务兵。老人今年5月底刚刚过世，离自己的95岁大寿只差几天，也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纪念日。

  授勋当天，抗战老兵张克琪的女儿第一句话就是：“我爸爸一直在盼这个日子，对他来说，这是很大的荣誉。”话刚说完，妻子与女儿已经泪眼婆娑。

  这位老兵参加抗日战争时年岁尚小，军装穿在身上晃荡，母亲不得不为张克琪改小军装，但他人小志气长，小小年纪就在电台站岗放哨。再到后来，他参加革命，还在部队做过卫生员、助理军医。然而，担任情报递送工作的父亲1944年牺牲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

  “他父亲很早就牺牲了，作为儿子没有为父亲尽孝，是他一生的心结。”后来，张克琪夫妻俩回山东老家祭拜父亲，准备给父亲树孝敬碑，到了才发现，父亲墓前已经树起了大大的烈士碑，是当地政府立的。

  “他（张克琪）一直说我们是革命家庭，父亲是烈士，他自己又是抗战老兵，他一直为有这样一个父亲感到自豪。”老伴儿刘士兰回忆的话语，伴着浓重的山东乡音，回荡在这个和平年代的盛夏。

 

  “作为一名军人，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受颁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当天，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哈密路院区住院部8楼的病房里，卓林森特意穿上了子女带过来的一套崭新的军装，坐在病床前的椅子上，显得特别精神。

  “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心！”卓林森兴奋地站起身来，接过鲜花，郑重地行了一个军礼。

  卓林森1928年10月出生于福建建瓯。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卓林森曾亲历湘西会战那段最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1948年9月，卓林森投身革命队伍，在山东军区渤海纵队后勤部卫生队，先后担任卫生部统计员、轻重营医助等职。1985年5月，卓林森在上海警备区第八五医院医务处助理员岗位上光荣离休，先后荣立三等功四次、四等功三次，多次荣获嘉奖。

  “作为一名军人，我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自己该做的。党和国家始终惦记着我们，关怀着我们，让我们倍感温暖！”卓林森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