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八百壮士”的战后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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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9月3日纪念日当天，国家公布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80处。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185名。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抗战将士和遇难同胞陵园此次也被列入名录。而那里，安葬着36名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
电影《八佰》热播后，很多人发出疑问，撤出战场后“八百壮士”去了哪里？又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和命运？为何安葬于遥远的太平洋岛国？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
4天4夜，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传奇防线
连线见证人：原四行仓库党委书记、总经理吕传良
“上面大大小小的炮弹弹洞和密密麻麻的子弹弹孔，是83年前留下的。”68岁的吕传良站在上海闸北晋元纪念广场，指着眼前四行仓库的西墙：“这面墙是最悲壮的见证。”
图片说明：保存至今的四行仓库。
“下一个，跳；下一个，跳……”电影《八佰》有这样一个情节，戳中无数人的泪点——为阻止日军工程兵爆破墙体，守军战士们身捆炸药，一个接一个，慷慨赴死。
4年零48天，囚禁孤军营，再次落入日军虎口
连线见证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雪梅
原新加坡路40号对面就是今天的余姚路，如今被冠上了“网红打卡地”的标签。1937年11月1日，撤入租界的“八百壮士”，在交出全部武器后，被送到了这里。
除了训练，谢晋元带领官兵利用市民提供的物资，自己动手扩建营房，甚至修建了临时医务室和礼堂。为了给孤军营补贴收入，从1939年开始，谢晋元还组织汽车修理、织袜、肥皂加工和木工等生产培训。与此同时，官兵们还修建了简易篮球场和足球场，定期组织球赛，热闹场面经常吸引附近市民驻足观看。
1940年11月，陈公博被汪伪任命为上海市伪市长，上任之后屡次派人前往孤军营劝降谢晋元，均被严词拒绝。
“谢晋元遇刺牺牲后，孤军营官兵在上官志标和雷雄的带领下，依然照常坚持训练。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派兵冲进租界接管孤军营，这些曾经与日军拼死血战的孤军将士再次落入虎口。”
图片说明：孤军营后撤时的情景。
再遭厄运，“八百壮士”殉难异国他乡
连线见证人：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三秘郝利军
“安葬‘八百壮士’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抗日英烈坟墓，最早是一位澳大利亚飞行员发现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三秘郝利军在越洋电话中说。
澳大利亚飞行员奉命寻找该国士兵时，在密林中意外发现了几块刻着中文的墓碑。一位华侨听说此事后，请当地土著带路，费尽周折，终于在荒坡蔓草间找到3块中国军人的墓碑，其中两块墓碑的碑文清晰可辨，分别写着原陆军67师200团吴坤、原陆军新30师上士孔宪章。另一块墓碑损坏严重，大部分碑文难以辨识，但3位死者的死亡时间都是1945年。
华侨推算，他们就是抗战期间被日军押送到当地的“八百壮士”，没等到胜利返乡就客死他乡。这个发现，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历史。
日军接管孤军营后，36名“八百壮士”，包括３连２排排长薛荣鑫中尉，被塞在装牲口的舱底，在海上颠簸了50昼夜。船上分给劳工的淡水非常少，一些人口渴难忍，只好喝自己的尿液。有位劳工悄悄去厨房找淡水喝，被日军岗哨发现，对方用刺刀逼着他跳进大海，葬身鱼腹。
到达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八百壮士”被拆散，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住的是岩洞，吃的是地瓜，生病得不到医治。他们被日军逼着砍树、打石头、烧石灰、运煤，稍不如意就鞭抽拳打。许多人因水土不服而患病。为了节省供给，日军竟逼迫他们自己挖坑，把生病的战友活埋。如果反抗，就要被刺刀刺死。
唯一的军官薛荣鑫在一次与日军搏斗中被刺杀殉职，吴坤、孔宪章、曹友生等也牺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反抗从未停止。“八百壮士”与新四军官兵还组成了“中国兄弟团”，共同对抗日本守军。
图片说明：新几内亚战俘营中的三位壮士，居中者是曾经给上官志标写过信求教的上尉朱云。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接管拉包尔的澳大利亚第13师军舰到来时，昔日的战俘们争相跳下海迎接，游了数百米后爬到舰上，分享胜利的喜悦。去时36人，回时仅存几个。
图片说明：被解救的壮士与澳大利亚军官合影。
解放拉包尔集中营的澳大利亚军方报告显示，拉包尔在二战时是日军的海空军基地，先后有1600多名中国战俘被送去当劳工，仅在战俘营中死亡的就达653人，剩下不到1000人于1946年被美国海军送回中国。
今日“八百壮士”安葬的墓地。
2009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将以隆重、庄严的方式纪念抗战将士遗骸。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使馆立即派人前往，走访了解，查找资料，三秘郝利军就是其中之一。
“当地华人和华侨联合修建的石头墓碑，经过风烛残年，已经面目全非。大使馆立即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经费。2009年，使馆联系正在当地施工的中资企业组织力量，重新修建。2013年，又增设了部分纪念设施。自此之后，大使馆开始祭扫，再也没有中断过。”郝利军说。
难有善终，“八百壮士”命运多舛
连线见证人：著名军史专家、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传记创作委员会主任董保存
董保存表示，“八百壮士”命运多舛，根据他的调查采访和多年研究，最终的结局大多不太好。
抗战胜利后，谢晋元的遗孀凌维诚回到上海。她发现，“八百壮士”，幸存六七十人，个个处境艰难。并不富裕的凌维诚，为他们四处奔走，但国民党各个部门相互推诿，大多没有结果。
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市长，听闻孤军将士的遭遇，特批为这些幸存官兵提供生活补助，并安排工作，同时还将曾经的四行仓库遗址改建成纪念地做永久瞻仰。给凌维诚拨出吴淞路466号房屋一栋和墓地一块。后来，谢晋元墓移入上海“万国公墓”。
上官志标担任第一绥靖区政治部上校科长。他自费在上海设置了孤军办事处，召集昔日孤军战士重聚。1947年8月，上官志标前往台湾省台南县出任政府军事科长。1967年9月27日逝世，享年55岁。
机枪连连长雷雄在安徽裕溪口率众脱逃，因感染猩红热，病逝于前往老河口的路上，最后一刻，他心中仍旧想着上前线。
一营少校营长杨瑞符因伤进了医院，没有进入战俘集中营。1940年，杨瑞符枪伤伤口化脓，送重庆医治，2月3日下午病故于重庆歌乐山宽仁医院，终年38岁。
2009年4月22日，郭兴发在上海宝山去世，享年93岁。
2009年12月7日，王文川辞世；同年，南京某养老院发现另一位“八百壮士”周大发，在睡梦中去世。
2010年12月16日，“八百壮士”中最后的幸存者杨养正去世，享年96岁。
“至此，‘八百壮士’全部走完悲壮的一生，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