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镌刻在党史军史中的不朽丰碑，是淬炼民族风骨的精神史诗。今天，让我们跟随来自浦东新区、静安区、普陀区的三位军休干部，通过他们父辈的烽火往事，重温那段踏破千山、鏖战万难、信念如炬的壮阔征程。

 

  红色信仰代代传

 

  我的父亲徐思铎生于1919年，是红二十五军老红军，15岁便跟随部队参加长征。

 

  因从事机要通信工作，父亲严守纪律，很少提及往事。关于他的长征经历，我也是从一些公开的资料里零星看到一些。父亲是我军早期通信骨干之一，曾在陕北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从红军战士成长为通信尖兵，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投身空军通信建设与高等教育事业，父亲一生坚守初心、为国奉献。

 

 

  徐萍萍和父亲徐思铎的合照

 

  生活中，父亲对我们姐弟要求很严格，从不依仗功绩为子女谋私利。当年，父亲主动将我和二弟送往他的革命起点——六安下乡务农。17岁的我扎根乡村，抢着干生产队里男工干的活，比如插秧、割麦、挑塘泥，还当上了全能社员。下乡两年多里，我还被评上了全县劳动模范。当我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父亲时，父亲非常高兴。后来我参军入伍，父亲再三叮嘱我要踏实工作，不要争个人名利。我懂父亲的心思，于是什么都不想，只是一门心思干。

 

  在生命的最后那段时间里，即使卧病在床，父亲仍然让我们给他读《徐海东传》。每每听到动人之处，父亲便热泪盈眶。他说，自己是在徐海东手下当过红小鬼的，从扛红樱枪、背驳壳枪开始，就一直跟随这位老革命。父辈纯粹坚定的红色信仰，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作者：徐萍萍，浦东军休中心军休干部

 

  今天的锦绣山河，不是凭空来的

 

  我的父亲钟凤贵是江西吉水人，1932年，年仅16岁的他告别故土，加入红一方面军，1934年跟随部队踏上漫漫长征路。

 

  父亲说，长征路上最难走的是雪山。皑皑白雪遮蔽山路，凛冽寒风如刀割骨，单薄军装难御严寒，很多战友饥寒交迫、体力透支，永远长眠在雪山之巅。若是有人失足坠入雪坑，也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

 

 

  钟庆英的父母亲

 

  比雪山更凶险的是茫茫草地。沼泽泥潭之下，处处藏着深渊。有战友一脚踩下去，身体不断下陷，大家赶紧去拉，结果越陷越深，一群人都被沼泽地吞没了。草根、树皮、皮带是战士们仅有的口粮，即便如此也时常食不果腹。有的饥饿难耐无法行走，一头倒在了地上，再也没能站起来……

 

  虽一路艰险，还有追兵围堵、炮火相随，但红军将士始终信仰如钢。父亲说，长征路上最珍贵的，不仅是无畏的勇猛，更是永不放弃的信念，还有团结互助的情义，甘于奉献的初心。

 

  硝烟散尽，父亲始终永葆本色，从不居功。谈及长征路上牺牲的战友们，他总是久久难以释怀。他常对我们兄弟姐妹说：今天的锦绣山河、岁月安稳，不是凭空来的，是无数没能走出雪山草地的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要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永远不能做忘本的人。

 

  作者：钟庆英，静安军休中心军休干部

 

  革命星火永不熄灭

 

  我的舅父郑树成，1919年生于巴中山乡。年少时，家乡随处可见“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标语，识字班传来的读书声，红军战士帮助乡亲收割时洒下的汗水，这一切构成了少年对“光明”最朴素的理解。他加入童子团，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后又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35年，为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舅父跟随红四方面军西进、强渡嘉陵江。激战中，他不幸负伤，与大部队失散。没有队伍指引、没有战友相伴，舅父开启了艰难的返乡之路。露宿荒野、沿街乞讨、躲避盘查，万般艰险不曾磨灭他心中的革命信仰。凭着坚韧的意志和对乡土的眷恋，历经重重磨难，舅父终于回到巴中老家。

 

  归乡后，舅父收起钢枪、扛起锄头，日复一日默默耕耘。那用汗水浇灌的土地，也在无言中延续着奉献。新中国成立后，经组织细致核查核实，舅父的红军身份得到正式确认，这份认定，是对平凡革命者的致敬，更是对历史的尊重。无论是否抵达终点，每一位浴血拼搏的红军战士，都是长征史诗中不可或缺的英雄。他们的坚守与赤诚，让革命星火永不熄灭。

 

  作者：蒋真举，普陀军休所军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