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字一直伴随着我，一个是“死”，一个是“苦”

孙清湘

1950年11月，我随部队奔赴朝鲜战场。那时，我是一名刚刚入党一年多的新党员。从踏上朝鲜战场那一天起，就一直有两个字伴随着我：一个字是“死”，一个字是“苦”。

死，主要来自敌方飞机的空袭。

刚入朝鲜不久，我就差点丢了性命。那天，有两架敌机朝我军驻扎的地方飞过来。他们飞越一座山峰，再调过头来，各朝我们丢了一枚炸弹。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两枚炸弹朝地面飞来，赶紧找了一个地方卧倒。两枚炸弹在距我不到十米的地方先后爆炸，山石泥沙像暴雨一般朝我身上砸来，整个身体有一半都被掩埋了。幸好我卧倒的地方地势比较低，所以才毫发无损。

还有一次差点丢了性命，发生在半年之后。当时我护送一车伤员转往后方医院，中途因公路被敌机拦腰炸断而无法前行，于是司机将汽车驶离公路，沿着一条羊肠小道缓缓前进，想找个防空洞躲藏，第二天再走。途中因小路难行，司机开起了大灯。大灯刚亮，天空中就来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山坡上顿时溅起了一片火花。我坐在汽车的最后面，左侧挎包上拴茶缸的绳子竟被打断了。

苦，主要来自冰雪和严寒。

我所在的兵站医院，每天都会送来大批伤员。战士们换下来的敷料都是血迹斑斑的，需要我们洗干净后消毒，以备再用。洗敷料的小河结着厚厚的冰层，砸开冰层伸进这样的水中，两只手的感觉开始是冷，后来是疼，再后来是木，接下来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对于这样的苦差事，我总是抢在前头，因为我是新党员，应当经受这样的锻炼。

在战场上，我还接到过意想不到的任务——让我到手术室搞麻醉。因为当时需要做手术的伤员太多，但是却没有足够的麻醉医生。领导要我顶上去。

经过麻醉医生一分钟的培训，我上岗了。我拿起金属网罩，遮住伤员的口鼻，在网罩上铺几层纱布，再拿起滴瓶把麻药缓缓滴在纱布上，就这样一面滴，一面要求伤员跟我一起数数，当伤员不再跟着数的时候，医生就可以给伤员做手术了。在麻醉过程中，我当然还要随时观察伤员的情况，并向医生报告。在随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手术室工作。人们戏称我是“一分钟培养出来的麻醉师”。